李逆熵《反轉經濟學》閱讀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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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回朝」背景：美國三十年代羅斯福為挽救經濟推出一系新政，壓縮貧富差距，提升經濟增長，但被右派指為共產。參見 Paul Krugman《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2007）。
右派經數十年苦心經營，加上 1973-79 年因石油禁運導致的滯脹（stagflation）、海耶克與佛利民先後獲諾貝爾獎、中國改革開放、英國經濟因工會勢大而衰落等因素下，終捲土重來，以戴卓爾夫人與列根兩人為代表把持英美政權，對世界影響深遠。有關列根代表的新右勢力回朝戰，參閱 Kim Philips-Fein《Invisible Hands: The Making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from the New Deal to Reagan》（2009）。
自此，世界工人運動退潮，經濟增長成果分配越向資方傾斜。幾十年來的世界，正是由新右回朝的歷史轉折所塑造。
新右回朝以來，蘇聯解體、東歐走資、印度放棄計劃經濟、佛利民兩次訪華，西方世界透過世貿、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大力推行全球經濟一體化，右派全面勝利。
黑人民主黨奧巴馬上台，對新右勢力固然是一大打擊；但固有利益集團根深柢固，新右實力未有根本動搖。奧巴馬競選時的三大目標：金融改革、醫保制度改革、再生能源與綠色產業，仍舉步維艱甚至遙不可及。未來十年將是復辟與反復辟鬥爭的關鍵，Paul Krugman《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2009）直指妨礙世界昌盛的唯一問題就是迷亂人心陳舊落伍的教條。

［海耶克與佛利民常被並論，但二人分屬奧地利與芝加哥兩學派。兩者均鼓吹大市場小政府，但奧地利學派認為傳統科學假設不能應用於人類，故拒絕使用數學、統計學工具。奧派於支持自由放任市場經濟上比起芝派有過之而無不及，認為美國政府於零八海嘯時應任憑資不抵債的金融機構結業，不應以巨額救市；並反對政府以大幅減息與大量印鈔等貨幣政策干預市場。］

這些右派奉行新自由主義。相比原有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更著重經濟層面，並認為只有保障經濟自由才能保障政治自由。其主張包括：公共事業私有化、解除行業法例規管、取消關稅全球自由貿易、取消外匯管制容許資本自由流動、全面開放市場。其政策往往包括：解散工會、提高勞動市場彈性（容許大幅裁員）、低累進稅制（不必越富越多繳稅）、外判制／跨國企業離岸生產、倡合約制取消長俸制。

其認為市場機制可達致最高效率，政府干預經濟越少越好，福利只會打擊創富動力損害經濟繁榮並使窮人困境惡化，正確做法是將餅造大令眾人受益（此即所謂下滲式經濟 trickle-down economics）。

過去多年以上理論成了多數國家國策，大量公營機構私有化，超級跨國企業以大量併購迅脹，全球化巨浪席捲世界。香港曾蔭權政府亦是下滲式經濟支持者。

各國致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多年，結果有目共睹：貧富不均越益嚴重、財富集中越見厲害、下滲式經濟證實不可行之餘其真實結果反是上滲、金融風暴浪接一浪伴隨巨大經濟衰退與失業情況。

［社會學家研究顯示，導致貧富差異不少因素皆為偶然，這些偶然因素卻可自我強化，形成富者愈富的良性循環或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這兩循環分別被稱為「馬太效應」與「貧窮陷阱」。］

幾十年來，全球生產力以倍數上升，卻造就無數怪現象：人們工時益長工作壓力益大、雙職家長盛行（否則無力養家）、外判員工工資被壓至難以維生地步、失業被看成個人問題員工應時刻「自我增值」維持「可聘性」、大企業盈利增長仍要裁員以「提升競爭力」、每次大企業裁員股價不跌反升、各大城市要大興博彩業增加稅收……對此等問題經濟學者自可自圓其說，但解釋不了為何我們會讓這社會發展到如此地步。

金融本應為人類的經濟活動服務，是經濟之僕人而非主人，但金融海嘯之前金融活動衍生的虛擬經濟竟較全球實體經濟總值大上廿倍之多。海嘯過後政府以納稅人血汗錢救市，而因極度貪婪而陷世界於水深火熱的金融機構高層仍可坐享巨額薪金花紅。

新自由主義散播經濟學是超越政治意識型態的思想。但事實上，其鼓吹的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型態。其鼓吹的思潮導致功利計算極度膨脹，破壞群體美德，參見 Stephen Marglin《The Dismal Science: How Thinking Like an Economist Undermines Community》（2008）；Michael Sandel《What Money Can’t Buy》（2012）。
以市場思維蠶食社會規範的可悲：一所以色列託兒所引入新例，對逾時未把子女接走的家長按鐘收費，此舉竟使逾時情況更為嚴重，原因係以往家長不得已逾時會內疚，如今則用了市場思維而心安理得。
上世紀科學進步如放射診斷、核能、基因治療、激光、光纖、人造衛星、互聯網等，都非由薪金達天文數字的公司總裁開發，而是由收入中等卻胸懷理想的公職人員發明，他們未因發明而致富，但世界卻因其巨大貢獻而飽受惠澤。
經濟學假設人係會理性計算追求最大利益的動物，但一個針對「最後通牒」遊戲的實驗卻證明人可以為求公義犧牲所得：遊戲中甲獲分一筆錢，並可任意分配給自己與乙方，如乙方同意甲方分配方案，則兩人可將錢拿走，否則兩人將一無所有。實驗證明，一、甲方很少會選擇懸殊的分配方案；二、如果甲方分配方案懸殊，乙方往往寧願一拍兩散。對卷尾猴的一個實驗證實，原來那些猴子也有追求公平的心。

做人貴乎訂立正確目標，但過去大半世紀，人類為自己訂立了國內生產總值這個甚為偏頗的目標。這指標沒有算入自然環境消耗與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只予人虛假的繁榮景象。參見 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一個人如欲對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作最大貢獻，最有效做法是患上醫療開支極高的頑疾、進行花費浩大曠日持久的訴訟、並駕著一輛耗油量特的大型房車四處奔馳。以國內生產總值定義，死樹價值比活樹經濟價值大無限倍，因為只有砍下來成為木材的才有經濟價值，活樹不論對生態何等重要都是毫無經濟價值。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但如比較人均值，則中國排世界 93 日本排 25。因貧富懸殊，即使人均值也難反映實況。Kate Pickett 與 Richard Wilkinson《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2009）指出貧富懸殊可導致大量社會問題如人際疏離價值失落生活壓力精神病發暴力罪行未婚懷孕少年濫藥折壽癡肥等等，這些問題與社會的絕對富裕程度關係甚微。
幾十年前，國民生產總值較為常用，其以國民為本，量度的是一國國民創造的財富值。但如今盛行的國內生產總值，則以地區為本，不論生產的貨財是否由當地人享用，或受薪者是否本國公民。中國的經濟騰飛多是西方企業設廠生產的結果，那些企業所賺的中國本身分到的只屬有限。

金融海嘯前，早已有人大聲疾呼警告世人，但遭到無視。例子：Michael Rowbotham《The Grip of Death》（1998）、《Greenspan’s Fraud: How Two Decades of His Policies Have Undermined Global Economy》（2005）、《The Empire of Debt: The Rise of an Epic Financial Crisis》（2006）、《Crash Proof: How to Profit from the Coming Economic Collapse》（2007）。不像風水命理學家每年的預測，不少這些警告背後有大量歷史考察、資料分析和學術論證。
現代文明的繁榮乃建築在兩大透支上，一是天文數字的金融債務，一是自然環境備受破壞的債務。宏觀而言現代文明繁榮根本就是巨大無數倍的龐氏騙局。西方世界的繁榮乃建築在天文數字債務之上，歐債危機讓人認識到整個國家原來也可以破產，若非美元的主宰地位第一個破產的就是美國，它推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其實是毒害舉世以自保的卑鄙行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主要依賴出口，背後仰賴西方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持續的。
金融海嘯後，雖部份人一度短暫覺醒，但大多都沒有真正汲取教訓，很快就返回舊日行為模式，大家都在討論經濟何時回復正軌，卻不知金融海嘯前的所謂正軌本即歪道，債務上的繁榮絕不可能持續。面對不可持續的發展，各國政府全無對症下藥，以美國為首的大國僅是以一個更大的泡沫去暫蓋原來的泡沫，國際減排協議陷於癱瘓，再生能源發展舉步維艱，碳排繼續飆升，全球暖化惡果益現。

作者認為一套合格的經濟學應可以幫助達到：一、合理資源分配；二、穩定經濟秩序；三、可持續經濟增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過去數十年擴大貧富懸殊、令經濟益不穩定、破壞自然環境，在這些方面表現全不合格。
在經濟不穩定方面，泡沫經濟與金融風暴浪接一浪頻率之高前所未見，首當其衝往往係中下層，豪門富戶可繼續快活，普羅大眾奮力上進但巨浪掩至就即打回原形，這即宋鴻兵《貨幣戰爭》中所說的財閥剪羊毛的行動。
剪羊毛行動更伸延至第三世界，多次經濟動盪中亞洲國家被迫賤賣資產，西方炒家趁機掃貨，進行新殖民主義的金融掠奪。國際炒家興波作浪，世界經濟益不穩定，箇中社會財富越趨集中即是重大根源：超級富豪太多資本無處可花，只要他們投資三分一至高風險金融市場，已是極驚人數字，這必然吸引一班投資專家為其服務，令金融市場不斷膨脹最終一次又一次的崩潰，而由於各國皆解除外匯管制，全球金融市場已連成一體，令世界經濟較二戰後更為動盪。
Susan George《A Fate Worse Than Debt》（1988）深入揭露西方國家如何以債務操控第三世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seph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2）揭示跨國銀行的作為如何深深傷害發展中國家經濟。爭議極大的著作 John Perkins《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2005）講述作者如何替美國政府以債務控制控制第三世界國，使其成為美國附庸。
破壞自然環境方面，2005 年千禧生態系統評估的總結報告顯示各面人類活動破壞均已超出自然界可自我復原的總負荷量。溫室效應令地球冰雪融化、海水上升、熱帶擴展干擾生態、海水變酸、氣候反常。今日二氧化碳含量之高為過去八十萬年之最，溫度上升速度前所未有，人類只有約十年時間力挽狂瀾。參閱作者所著《喚醒 69 億隻青蛙》。窮國因水糧短缺瘟疫猖獗，資源爭奪令衝突屠殺危機加劇，參見 Lester R. Brown《World on the Edge》（2012）。
歷史上不少文明曾因破壞環境而致滅亡，今日我們面對的則是整個人類文明的衰落。參見 Ronald Wright《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2004）、Jared Diamond《Collapse》（2005）。
若舉世的人都如美國人般生活，我們需要五個地球。經濟發展模式必須根本改變，馬照跑舞照跳只會死路一條。

［傳統經濟學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在於未將經濟活動對外界造成的影響包括在內。1960 年 Ronald Coase 發表著名的高斯定理，指只有清楚界定一切事物的業權即可無須政府干預而以市場機制處理外部效應問題。例如若河流下游居民有不被污染權利，則工廠要排污就要向居民購買若干「污染配額」云云，配額價格由市場決定。理論假設了交易成本為零，而這在現實極難滿足。不過芝派人仍極力捍衛此定理以回應外界對外部效應的批評，包括 1979 年香港張五常《The Myth of Social Cost》。］

經濟學論文往往充斥大量數學算式，令人以為此門學問如物理一樣十分嚴謹成熟。事實是主流經濟學依賴於一系列基本立論包括：
－人是追求最大個人利益的理性動物。
－個人利益的量度指標是消費。
－社會福祉係個人效益總和。
－各人基於自私追求最大個人利益，透過市場機制可導致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
－上述市場機制係市場處於完全競爭下的狀態，即是：無限個供應商與消費者因此無人可操控價格、任何人皆可隨時從事任何行業、各人都掌握完全的市場信息並有完備分析和準確計算，市場交易費用極微可忽略不計。
－完全競爭會令資源分配最佳化，這狀態下無法再將資源再分配而不令任何人利益受損。
－自由經濟下，供應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此不會有生產過剩問題。
－市場會達致均衡，失衡只是短暫狀態。
－外部效應非屬經濟學主要課題。
這些立論大多脫離現實甚至有悖情理，過度簡化人性又假設人類有超級理性和超級計算能力。人類行為往往常受到自己也不知曉的因素左右。這些想法催生了非主流的行為經濟學並取得不少出人意表研究成果。參考 Daniel Kahnemen《Thinking, Fast and Slow》（2011）、及更可讀的 Dan 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2010）。
認真的大學經濟學課本固然會解釋完全競爭的假設是用以幫助瞭解市場運作基本原理，但到了最後無論作者讀者都會被美妙結果迷倒而把模型當作現實本身的傾向，以致主修經濟的多有自由市場機制是常規、偏離是例外的印象。愈來愈多有識之士指出，市場失效是常規，暢順是例外。
從基本立論批判主流經濟學的佳作有 Steve Keen《Debunking Economics: The Naked Emper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2002），極力推薦。金融海嘯後出版的精彩之作有：David Orrell《Economyths: Ten Ways Economics Gets It Wrong》（2010）、John Quiggin《Zombie Economics: How Dead Ideas Still Walk Among Us》（2010）。前者較通俗後者較理論。
很多大學經濟學課程中已不包括經濟學史，經濟學家最後只會把其看成智力遊戲，未有汲取歷史教訓。
人類經濟活動中的變化互為因果極其複雜並非線性，一些經濟學家卻把線性當成常規，非線性看作例外。《黑天鵝效應》對此有尖刻批評。
現代經濟學不肯面對環境問題，源於兩大假設：一、自然資源無窮無盡，即使耗盡市場機制也可產生替品。二、外部效應非屬經濟學而屬社會學。對於（一），現時雨林消失物種滅絕廢物累積空氣污染重金屬污染海洋變酸冰川融解水源危機等等，市場機制均無作用；石油產峰已迫近眉睫但市場仍未產生代替。（二）更荒謬，社會政策（如徵環保稅）必會牽涉經濟學範疇，主流經濟學正正妨礙我們對全球暖化危機作出適當回應。

上述是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一點基礎學理批判。上世紀中葉美國較重視財富分配和社會和諧，雖該套理論充滿錯漏但實際應用為害不大。一些學者更指受羅斯福新政影響的戰後經濟已吸納不少社會激進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有人因而諷刺的說馬克思實是資本主義的大救星。
但自新右回朝以來，芝派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全盤否定了凱恩斯學派及社會福利主義的觀點和政策，並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一些立論推到極致，終造成我們今日所見世界。
他們視政府干預為一切問題根源（列根語：政府非解決問題辦法，它本身即問題所在）；促令壟斷監管名存實亡；主張向企業和所有富人減稅；控制通脹成了政策要務（其效果使物價上升、人民消費力減弱，故即政府多了稅收）；並認為官僚管的是他人的錢因此必不會盡心盡力導致效率低下造成浪費（這也是學者支持香港政府不推行中央公積金的理據之一）。他們指市場不但有效更能自我調節，應將一切託付給市場，只要價格由市場決定便必定合理，這包括了勞動力價格因此無須要有保障就業政策。當被指脫離現實，佛利民的辯護是：當我們知道一個理論正確，便不應因數據之不符而放棄，而應以理論把數據重新詮釋。
對於有效市場假設的自圓其說，耶魯大學經濟學家 Robert Shiller 直斥之為嚴重謬誤，參見 Shiller 與 George A. Akerlof《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2009）。對極迷信市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 A. Martinez《The Myth of the Free Market》（2009）有深入批判。
幾十年來芝加哥的經濟學院孕育了很多顯貴之人，其中有些成了別國經濟顧問，被稱為芝加哥神童。最有名者係佛利民於 1973 擔任智利獨裁者 Pinochet 經濟顧問，其多名學生也於智利政府位居要職協助開放市場。有關芝加哥神童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可參見張夏准《Bad Samaritans: 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2007）及加國女記者 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2007）。
芝派認為市場會自我調節，卻出現了零八海嘯。大法官 Richard A. Posner《A Failure of Capitalism》（2009）有一章題目直指〈經濟學在控制桿旁睡著了〉。芝派的人多仍辯說其理論無錯，錯的只是人過於貪婪，政府疏於監管。這是天下最大笑話，他們正主張人人自私即可導向整體的善，又主張政府管越少越好。

存心詐騙的神棍還較易被揭發，真心相信自己那套的人造成的傷害卻可以更大。現今官、商、學勾結造就新自由主義成為顯學即是這一情況。他們錯誤認為政府干預必然是惡，又批評官僚管他人的錢是尋租行為（rent-seeking behavior）；事實上財閥的尋租行為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並能調動龐大資源影響施政造成利益輸送為害無窮。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World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2012）即深入分析了此等尋租行為的禍害。

德國名家 Richard David Precht《無私的藝術》被譽為歐版《正義》，獲臺灣《蘋果日報》主筆卜大中寫推薦序。卜在序中說看後有如當頭棒喝，明白經濟學無異率獸食人，應仰賴政府進行分配正義。

秘魯經濟學家 Hernando de Soto《The Mystery of Capital》（2000）認為資本主義在西方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卻遭滑鐵盧是因為後者沒有私有產權的界定，有了就可幫助當地人脫貧。表面言之成理，但現實是以圈地來驅逐和強佔才是第三世界的現實，結果受益者不是當地居民而是發展商，更多是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

主流經濟學的認識謬誤還有：
－窮人之所以窮因為又蠢又懶：經濟學家 Jeffrey Sachs《The End of Poverty》（2005）深入探討了貧窮根源，並指墮入了貧窮陷阱的人很難翻身。
－滯脹的出現證明了凱因斯主義的失敗：滯脹出現是因為種種阻撓導致凱因斯主義未能貫徹實踐，尼克遜推翻金本位制度所導致的貨幣供應膨脹及 1973 年阿拉伯實施石油禁運也是滯脹的主因。
－日本經濟衰退係因政策錯誤所致：美國於 1985 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令日圓大升，導致巨大資產泡沫出現。這是美國的全球金融戰略之一，日本為不得罪美國，只能啞子吃黃連。
－均富政策會大挫經濟，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列根經濟學為美國帶來空前繁榮：實情是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經濟增長率最高；而新右回朝時期，金融泡沫迅脹，財赤貿赤與外債（三赤）問題急速惡化，金融海嘯爆發，美國前途斷送。
－減稅刺激經濟令稅收增加：缺乏理據的減稅歪風連一部份主流經濟學家都不能忍受，並於 2003 年布殊推出新輪減稅措施時聯署反對。
－金融海嘯主因係少數人貪婪與政府疏於監管：以上已談過，現在補充兩點。早於 1933 年美國便嚴禁收受存款的商業銀行從事高風險投資活動，此法案在解除監管成風的指導思想下於 1999 被撤。1996-99 出任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的 Brooksley Born 上任初期即提出了監管衍生金融產品建議，卻遭勢力人士包括格林斯潘嚴斥，力爭失敗後終「自動辭職」。政府疏於監管是事實，但卻是官商學勾結集團刻意所為。
－億計中國人與印度人脫貧因受惠自新自由主義政策：無論中印都沒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釐定規則，政府在推動經濟時扮演主導角色。
－香港是新自由主義政策貫徹的最佳例子：香港曾獲佛利民譽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但港英時代大行福利政策，金融風暴時政府毅然出手入市打擊炒家，都明顯偏離新自由主義主張。
－完全開放市場是經濟騰飛必由之路：歐美諸國發展初期都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手段，現在發展起來後才高調宣揚自由貿易。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准《Kicking Away The Ladder》（2002）揭露了這過橋抽板的做法。
－金融海嘯以來歐債危機比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帶來更大破壞威脅：歐債危機只是美債危機的一個結果。
－最低工資打擊經濟、推高失業率：實踐經驗證明相反，理論實踐的差別來自認知盲點，忽略了基層購買力增加後，消費明顯上升使市道暢旺，企業需要更多人手。這些不是簡單的供求變化關係圖所能揭示的。

新自由主義的自由，並非指人的自由而是指資本的自由。財富過度集中實與民主自由不容，參見 Al Gore《The Assault on Reason》（2007）、Glenn Greenwald《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Some: How the Law is used to Destroy Equality and Protect the Powerful》（2002）。資本的解放是新殖民主義的利器，廿世紀上半葉是各族人民與西方舊殖民主義鬥爭史，下半葉是新殖民主義鬥爭史。現代文明軌跡須作根本改變，否則災難無可避免。

美國通用汽車選擇繼續售賣有問題的汽車，因為即使算入傷亡的意外賠償，每輛車成本只增加 2.4 美元，但改動設計的每輛車成本增加卻是 8.59 美元。法官對此嚴厲譴責，但美國商會上訴，強調該公司只是謀取利潤，而所有公司成立目的均是如此，因此沒有做錯，被譴責絕不合理。
佛利民：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便是謀取最大利潤。
美國通用電器總裁 Jack Welch 在位期間厲行外判制、合約制、精簡化、扁平架構、績效工資、股東利益最大化、每年各部門裁減百分之十表現最差員工等等，共裁了十萬人，公司市值增加了四十倍。
然而不少研究顯示，這種企業文化不但有害社會，長遠也有害公司。受到股民壓力，管理層往往削減成本以抬高股價，致公司長遠利益不顧。如此其競爭力只會每況愈下。
Robert Reich《Supercapitalism》（2008）指出我們以消費者與投資者身份取代了公民身份，因此對不義越益無動於衷。
當社會需要更多科學家解決人類面對的嚴峻問題，大量年青人的才智卻被吸引到以錢賺錢的金融創新行業。
E.F. Schumacher《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1973）描述以人為本的經濟學，當年被經濟學家視為浪漫主義夢囈而嗤之以鼻，但今日再看書中問題不但沒有過時反更迫切。

為對應此嚴峻環境，公民運動浩蕩。二零零一年起各階層人士召開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以抗衡世界經濟論壇。公民運動兩大巨流「綠色運動」及「全球公義運動」，已匯聚成跨越國界的龐大運動。見 Paul Hawken《Blessed Unrest: How the Largest Movement in History is Restoring Beauty, Grace and Justice to the World》（2008）。蔓延至廿多國家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是先進國國民看清事實揭竿而起的例子，該行動格言是「We are the 99%」。過往全球經濟政策僅為百分之一權貴服務，建立出一套真能為百分百人民服務的政經制度是目前一項挑戰。市場經濟是手段而非目的，不應被視為神聖不可侵。

［人類窘境多樣，但可歸為四面：人心迷失、認識偏頗、制度扭曲、利益衝突。對此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是：
人心迷失、認識偏頗→揭示、理清
人心迷失、利益衝突→開悟、覺醒
制度扭曲、利益衝突→抗爭、調和
認識偏頗、制度扭曲→批判、革新
作者自言所能做的僅是第一項，勉讀者就其餘各項作貢獻。有些九十後已開始醒覺，不肯繼續玩搏命做、搏命使的老鼠跑圈遊戲（rat race），追求重視閒暇友誼、文化創造、義務工作、社群參與、親近自然等物質上簡樸而精神上豐盛的簡約生活。西方稱之為 downshifting。］

零八海嘯後，各國政府所做不過飲鴆止渴，以印等各種財技來掩蓋海嘯衝擊，是用更大的泡沫去暫蓋原來的泡沫。人類必須以歷史高度與科學眼光反省問題，作者建議「三去」並形容為基本常識：去美國化、去金融化、去碳化。

去美國化：
不足全球人口 5% 的美國人消耗著全球三至四成物資。黃樹東《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爭》（2012）指出華爾街牽引著全球資本，使美國為進口支付的美元遊了一圈又返回美國，使它如變戲法般免費獲得世界貨物。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亦指，窮國以真銀購買回報率極低的美元作其外匯儲備無異於向富國輸送財富。
窮國長遠不可再依賴美國，不但要以內需帶動經濟，還應推動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大幅增加南方窮國之間的商貿交流。北方富國（歐美日）總人口不到全球兩成，印度經濟學家 C. K. Prahalad《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2004）便呼籲改變服務富人作為主要經濟生產的面向，轉為為金塔底部的廣大勞苦大眾服務。

去金融化：
金融過度發展，海嘯前夕虛擬經濟是實體的廿倍。受聯合國所託花兩年多撰寫的金融改革建議書《The Stiglitz Report》未受重視令人沮喪。作者的「思想炸彈」有：
　－恢復美國三十年代政策，嚴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並嚴限此等金融機構的規模（以防它們 too big to fail）。
　－向熱錢（龐大而短期進出的跨國資金）抽關稅（即 Tobin tax）
　－取消中央銀行，貨幣直接由政府發行
　－恢復黃金（或一籃子有價物）本位，改變美元本位的金融體系，最理想是建立凱因斯倡議的世界貨幣（他起的名為 bancor）
即是要打擊金融以挽救經濟。Kevin Philips《Bad Money》（2008）指出綜觀西方數百年歷史，每一霸權衰落都伴隨經濟金融化的趨勢越演越烈，今日全球經濟已成一體，若不果斷抗衡全球經濟衰落在所難免。

去碳化：
零九年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失敗不獲關注，各政府推碳稅必遭反對：人們只顧今朝不顧現實，把世界推向極為凶險之境地。Nicholas Stern 研究指出去碳成本約全球 GDP 1-2%，但任由碳排持續代價為全球 GDP >20%。
現時即使徵收碳稅也不足應付問題，要盡快實現零碳經濟，大力節能、全速開發再生能源。以去碳為基礎的綠色經濟將可創造大量就業，有助全球經濟復甦。見聯合國環境署（UNEP）與國際勞工組織（ILO）《Green Jobs: Towards Decent Work in a Sustainable, Low-carbon World》（2008）、Nicholas Stern《The Global De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Era of Progress and Prosperity》（2009）。

［若選廿世紀最重大且影響深遠經濟事件，作者不選三十年代大蕭條也不選九十年代計劃經濟崩潰，而選 1971 年尼克遜推翻金本位制度的行動。
自二戰以來，美元貶值達 95%，發國債是其中一種手段。1985 年以廣場協議迫日圓馬克升值，零八海嘯後直接開印鈔機。發展中國家及日本外匯儲備都以美國債券為主，其最大出路最終係投資於美國金融市場。美國於是以此巨大的「赤字循環經濟」將全球資本吸為己用。
但這遊戲是不可永續的。為了救市、抗衡美國量化寬鬆，各國也大開印鈔機阻止自幣升值。驚人的信貸增長必致嚴重通貨膨脹。同時投資與消費信心衰弱的惡性循環，亦致通縮的巨大風險。通脹通縮劇烈交替，世界將陷於混亂，最小責任的窮國窮人將受害最深。］

Adam Smith 於《國富論》提出無形之手概念，被新自由主義者視為鼻祖。Adam Smith 尚著有《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指良知及追求正義的心係市場機制以致社會之維繫基礎，對新自由主義者將人化約為計算機器實在當頭棒喝。
「經濟學僅有關客觀規律應用而無關價值抉擇」這自欺欺人觀念須得糾正。將學問分門別類只是方便研究，知識本為一體，跨科際整合將成常規，忽視社會因素的經濟學應棄若敝屣。John Kenneth Galbraith 推動的制度經濟學說（Institutional Economics）擬將經濟活動結合政社生態變化結合研究，且有一定成果，可以是重建經濟學的起點。過去大半世紀亦出現眾多異類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包括行為經濟學、Neo-Keynesian Economics、Complexity Economics、Evolutionary Economics、Green Economics。見 Robert Garnett 與 John Harvey《Future Directions for Heterodox Economics》（2008）。
除於理論層面，多個民間組織亦有具體政策的研究建議，著名者包括英國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及美國 Earth Charter Initiative。於實踐角度，北歐經驗（the Scandinavian Model）是很好借鑒，應深入研究實現於他國是否可行。拉美模式（the Latin American model）也值得深研。「中國模式」則無任何啟示作用必須懸崖勒馬。
重建經濟學的首步，是擺脫以狹隘 GDP 為本的經濟增長觀。David Korten《Agenda for a New Economy》（2010）指人類對幽靈財富（Phantom Wealth）的追求掩富了真實財富，使文明已誤入歧途。作者尚有觀點如下：
－建立以三利準則（Triple Bottom Line，環境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為本的企業會計制度，見 John Elkington《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Line of 21th Century Business》（1999）及 Herman Daly 與 Joshua Farley《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2010）。
－創立社企為本的全新經濟理論：社企以商業模式運作而不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使命包括服務顧客及提供僱員生計保障。見 2006 諾獎得主 Muhammad Yunus《Building Social Business》（2010）。
－與全新商業理論思維服務金塔底的民眾
－重審企業的法人角色：如以上通用汽車事例可見，企業法人道德責任模糊，令本已是非顛倒的世界更加顛倒。
－擺脫不增長即衰退的魔咒，接納零增長恆態的可能，見 Tim Jackson《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2009）。一個人成年後即處於零增長恆態，不斷增長的只有癌細胞。現行銀行體系都須檢討，並大膽探討零息貨幣（interest-free money）、完全儲備金率（full reserve ratio）、定期貨幣註銷（regular trimming of money supply）等理財新思。
還有兩個觀點值得思考：本土自足的去全球化倡議、及全球公義引申的權力財富重新分配。參考 Paul Gilding《The Great Disruption》（2011）、Bill McKibben《Deep Economy》（2008）
對抗全球環境災難仍須依賴商界及經濟學家。Gernot Wagner《But Will the Planet Notice?》（2012）說要改變數十億人行為，只有經濟學家能提出具體措施力挽狂瀾。
未來開闢異於共產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的另一條路刻不容緩，經濟學家任重道遠。

凱因斯：「不遠將來，經濟學會返歸回其本屬的次要位置，激勵我們感情思想的將是真正重要問題－關於生命與人際和諧，創造、品行與宗教諸等問題。」